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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亚克小说《在路上》经典语录

时间:2019-05-17来源:彩虹文学网 -[收藏本文]

篇一:在路上的杰克・凯鲁亚克

在路上的杰克・凯鲁亚克

【漫谈“垮掉之王”】

我高一的时候读到《在路上》。

年轻时候,总有些对自由和理想主义的幻想,我那时也是如此,读 《在路上》 ,读横跨美国的旅行,读恣肆不羁的情感,觉得这样的生活多棒,这样“垮掉”多好。合上书页,也一同“想念迪安・莫里亚蒂”。

现在回想,大概是高中的学业太过压抑,涉世未深而理想过于丰满的缘故。其实是想逃离。未见识过现实也不愿面对现实,十几岁的年龄保有着最后的天真与妄想,试图遁逃到另一个世界去而已。

不过自那以后,我对于杰克・凯鲁亚克,对于“垮掉的一代”却兴趣不减, 《在路上》 之后,又接连捧读 《孤独旅者》 、 《达摩流浪者》 ,其后是艾伦・金斯堡的 《嚎叫》 ,等到大学,则是亨利・米勒的 《北回归线》 与 《南回归线》 ,以及威廉・巴勒斯的 《瘾君子》 、 《酷儿》 和 《裸体午餐》 。与此同时,随着认知的改变,也开始深入到“垮掉派”的研究中,细读了若干学术著作。现在,正尝试着写一写文章,吐露吐露心得。

不太恰当地说,读“垮掉的一代”――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也即文化运动――于我是一个着迷又�魅的过程。一开始读的是文学,“蒙受”的是自由的感召与共鸣,后来观察的是现象,逐渐抽身而尝试去客观地研究。

但有点像艾伦・金斯堡描述他写作的要诀“最初的思绪,最好的思绪”一样,杰克・凯鲁亚克于我并不只是单纯的流派作家,也并非全然作为研究的文本。最初相遇的,也最难以忘怀,我只是想以我自认为舒服的方式,讲述一个人。

一般来讲,提起“垮掉的一代”,首推的人物便是杰克・凯鲁亚克,他被称作“垮掉之王”,甚至连“垮掉” (Beat) 这个词,也是他提出来的。

确切地说,在1944年,凯鲁亚克结识了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前者尚在“嚎叫”的前夜,后者依旧对吸毒乐此不疲。4年之后,在与二人的小圈子解散、已经出版了第一部小说 《镇与城》 之后的1948年,凯鲁亚克将他以及周围的一批作家和诗人,称作“垮掉的一代” (The Beat Generation) 。金斯堡在后来的阐释中赋予了“Beat”五层含意,但凯鲁亚克则简洁地将“Beat”解释为“幸福” (由“节拍”引申而来) 。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意味着“困顿、潦倒、颓废”的“垮掉的一代”,其实并未“垮掉”,相反他们反身自问,消极避世地“垮掉”更像是解脱。

关于“垮掉的一代”诞生的背景,在之前的文章 《“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 中已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所谓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中心的分析法,只能考察客观现实的影响,而思想精神上、文学创作上、乃至于日常生活中,造就“垮掉的一代”的因素不一而足,是无法泛泛而论的。

艾伦・金斯堡自1955年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诵 《嚎叫》 以来,在“垮掉派”的年代信仰佛教,皈依密宗却研究禅宗,在嬉皮士的年代投身性解放游行、民权抗争和环保运动,在七十年代之后又转而偏向主流,作品还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其间很难厘清何为承袭何为开创,只知是自由,是“垮掉”;

威廉・巴勒斯也是如此,他比凯鲁亚克和金斯堡都要年长,前半生都在吸毒

中度过,却研究禅宗而注重冥想,偏好文学创作,其作品甚至引发了法律诉讼,而他则由此成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站上被告席的作家,后来在朋克年代被奉为“精神领袖”,“朋克教母”帕蒂・史密斯对他仰慕至极......如此也很难以条条框框去限定、去分析;

再加之“垮掉的一代”成员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讲还难以捉摸: “垮掉派教父”肯尼斯・雷克斯罗思属于“旧金山文艺复兴派”,而当时还没有“垮掉的一代”这种概念; “黑山诗派”曾与“垮掉派”发生过争执,之后又中药治癫痫病医院在哪深受其影响; 至于更早的亨利・米勒,虽然被归于“垮掉派”作家,却并非“垮掉的一代”,他的作品独树一帜,更难以被归于特定的流派。

因而我并不想如手术刀般对凯鲁亚克进行学术上的精准“解剖”,也无法这样做。不同于其他“垮掉派”成员,凯鲁亚克一直是一个孤独者。将“垮掉的一代”此一概念与其捆绑,是我读过的很多文章容易犯的错,流于符号化的结果,就是造成刻板印象。

“垮掉的一代”确实影响颇巨。在文学上,是以战后第一支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著称,摆脱了20世纪以来包括南方小说和“迷惘的一代”在内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虽然很多代表作读来缺少文学性,但因其地位却足以位列文学史。在文化上,“垮掉的一代”直接催生了嬉皮士运动 (性解放、佛禅信仰、公社文化) ,在现实层面对整个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环保运动,也施以了影响。以至于英国Moods文化、法国“五月风暴”、捷克“布拉格之春”,背后也或多或少显现出“垮掉”精神。

不过,抽离于“垮掉的一代”整体形象,杰克・凯鲁亚克当然需要另外聊聊。

就在1948年凯鲁亚克提出“The Beat Generation”之后,他开始写作 《在路上》 ,并在1951年4月2日到22日,用二十天时间在打字机上以120英尺长的打字纸,写出了 《在路上》 的初稿,他说自己消磨在路上的时间有7年,但用于写作那部小说的时间只有3个星期。这卷手稿后来被尼尔・卡萨迪烧毁了部分,但至今仍保存在纪念馆里。直到1957年, 《在路上》 最终出版。

在创作 《在路上》 期间,凯鲁亚克提出了“自发写作”方法。“自发写作”,即任由思绪流动,不事辞藻,不工结构,反情节,无主题,一切随性发挥。这种手法源流不止一处。我最开始读到,第一个想到的是“意识流”,后来研读其他著作,认识到凯鲁亚克还承袭了惠特曼的“自由体”诗歌的创作理念、爱默生提出的“超验主义”的直觉观和超现实主义旗手布勒东的“自动写作”。

前两者是美国文学的变革,一个是打破诗歌的写作规范,一个催生出人文主义精神。超现实主义则是欧洲文学/艺术革命的产物,布勒东深受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影响,提出了“自动写作”,简单来讲,就是不受理性控制的无意识写作手法。凯鲁亚克的 《在路上》 结构粗糙,也谈不上连贯的情节,确实符合他自己的定义,也明显看得出受到的影响,最好的证据就是那卷留下的手稿。

很多人将 《在路上》 奉为圭臬,运用许多理论切入文本深刻剖析。凯鲁亚克花了4年酝酿、7年创作、修改,最后用3个星期时间狂飙突般一气呵成,背后想要表达什么? 政治环境的压抑、信仰缺失的惶恐、对传统文化的反抗、还是对主流价值观的逆反?

我觉得是孤独和迷思。精神空虚造成的浑噩,在书中表现为一群年轻人放肆不羁的旅行、吸毒、酗酒、纵欲,反反复复的离开与回归,直至萨尔与迪安的诀别。即使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也无法逃脱苦闷和消极,那句“我想念迪安・莫里

亚蒂”背后,是难以言说的孤独。而更可怕的是,萨尔找不到出口。纵然在路上可以暂时忘却苦恼,然而这旅程一旦达到终点,留给每个人的仍旧是迷茫,即便在书中很多地方,凯鲁亚克都在论述信仰,但实际上留待解决的问题并没有改变: 在路上之后,各奔东西的人有该何去何从。

从1948年到1957年,除了 《在路上》 ,杰克・凯鲁亚克相继创作了小说 《达摩流浪者》 、 《科迪的幻象》 、 《萨克斯医生》 、 《地下人》 、 《特丽斯・苔莎》 、 《杰拉德的幻象》 、作品集 《玛吉・卡萨迪》 等,依循的仍是自传体/半自传体模式,探寻的也还是年轻一代精神上的归途。 《在路上》 留下的这个问题,成为凯鲁亚克之后几乎所有小说的母题。

1955年,艾伦・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诗歌朗诵会公开朗诵长诗 《嚎叫》 ,标志着“垮掉的一代”正式迈入历史。西方文学界后来评价 《嚎叫》 : “T・S・艾略特的 《荒原》 之后,就是 《嚎叫》 。”1956年,旧金山那间孵化了众多“垮掉派”作家的“城市之光”书店,出版了金斯堡不朽的诗集 《嚎叫及其他》 。

而在此前的1953湖南癫痫医院怎么选择年,威廉・巴勒斯也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讲述自身吸毒经历的 《瘾君子》 。1959年,在金斯堡和凯鲁亚克的帮助下,又出版了其真正意义上的成名作 《裸体午餐》 。

《嚎叫》 、 《在路上》 和 《裸体午餐》 ,50年代后期“垮掉的一代”最重要的三位作家相继推出了各自的代表作。同一时期,以翻译中国唐代诗人寒山诗作而著名的加里・斯奈德、“垮掉派教父”肯尼斯・雷克斯罗思、后来与凯鲁亚克和金斯堡并称“垮掉派三驾马车”的格雷戈里・柯索、 《在路上》 中迪安的原型尼尔・卡萨迪等,也相继加入“垮掉派”,“垮掉的一代”作为一股文学潮流、一场文化运动迎来高潮。

而在这之后呢?60年代是嬉皮士的年代。嬉皮士继承“垮掉派”的风格,婴儿潮催生下的青年一辈,以全世代的叛逆更新了50年代少数作家诗人的小众圈层所定义的“垮掉”精神,性解放吸毒、摇滚乐、公社以及伴生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狂放而昭彰。

“垮掉派”领军人物金斯堡转而成为嬉皮士的精神领袖,活跃于各种嬉皮士集会、参与游行示威、挺身支持同性恋、与以鲍勃迪伦为代表的格林威治的摇滚歌手们频繁来往; 威廉・巴勒斯继续他那同性恋、吸毒和关于堕落与拯救的写作,并在60年代末期被奉为“朋克教父”,启迪了另一个时代; 加里・斯奈德淡出了“垮掉派”的视线转而潜心研究他的“生态禅学”,撰写了一系列颇具分量的学术著作; 格雷戈里・柯索和肯尼斯・雷克斯罗斯还在写诗,只是一个进入了大学教书,一个荣获了美国艺术文学奖,均归化于主流社会; 尼尔・卡萨迪在“垮掉派”中同样热衷嬉皮士运动,但一如 《在路上》 中的那个“迪安”,他的一生注定疯狂,最终在传奇的1968年,他因吸毒过量而英年早逝。

凯鲁亚克又在做什么? 这个“垮掉之王”厌恶嬉皮士,或者说,他以反对嬉皮士而“著称”。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垮掉派”或多或少赞同嬉皮士伸张民主与反战的态度,凯鲁亚克在政治上相当保守,他对于嬉皮士激进的反战游行和带动新左派掀起的民权运动嗤之以鼻,甚至也很少再参与“垮掉派”的活动,实际上他辜负了嬉皮士们对他的“期望”: 成为嬉皮士的旗手,成为60年代的符号。

他其实一直在写作,仍然“执着”于他自传体/半自传体的“自发写作”,而在孤独中找寻信仰、在迷茫中求得依靠的母题也始终未曾改变, 《孤独旅者》 、 《荒凉天使》 、 《科迪的幻象》 等著作先后出版,但那时他的读者已不再像

追捧 《在路上》 一样的热情,而不可避免将凯鲁亚克视作脱离时代而独自呓语的孤僻者。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回到了家乡洛威尔,更自我隔绝了与当时喧嚣的联系。

在这里,凯鲁亚克显现出了他人格的矛盾性和精神上始终存在的困境,如果要脱离消费主义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及价值观,挽救失却的信仰,形如嬉皮士的反战、反传统、爱与和平的自由主义理想,难道不好? 其实直至今日,文学界学术界对于“垮掉的一代”的定义与评价仍存在分歧,尤其是在对杰克凯鲁亚克的解读上更是众说纷纭,同是“垮掉派”成员的约翰・霍尔姆斯就曾说过,“要了解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1969年10月21日,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结束两个月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因病去世。脱胎于“垮掉的一代”的嬉皮士及其创造的60年代,在伍德斯托克之后走向衰落,而最初的那位“垮掉派”的逝世,也成为“垮掉的一代”终结的开始――两种消逝,为两个时代做了最为悲伤的脚注。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希望,哪怕只有些许的可能,去参透贯穿杰克・凯鲁亚克精神世界的信仰之矛盾,以及他最后的心灵归宿。

至少在194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认识卢西安・卡尔,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等人之前,凯鲁亚克还尚未萌发彻底的反传统思想,甚至可以这样说,他完全可能走上另一条道路。

杰克・凯鲁亚克出生于移民家庭,父母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在新教信仰占绝对多数的美国,是个稍显特殊的存在。天主教繁复的教规和仪式以及传统家庭的和熏陶,为凯鲁亚克的成长扎下保守的根基,幼年时哥哥的去世则让他一生都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长大后之后,父亲工厂的破产又他进一步认识到了人生的残酷性,这一切都在将他塑造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非之后那位受到“垮掉派”和嬉皮士敬仰的离经叛道的四川癫痫医院那家最好主角,那位“垮掉之王”。但实际上正是这样的经历与潜在的身份认同,让凯鲁亚克终其一生都沉陷在精神上的困境中难以解脱。

当时的美国政治压抑、社会异化、信仰缺失、道德失范,更有膨胀的物欲碾压,战后年轻一代开始产生困惑和不满,试图逃离种种桎梏造成的困境,而其中一批年轻人在40年代末期,开始酝酿反叛。凯鲁亚克也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试图改变,他性格腼腆,喜好看书,但尤其喜欢自由奔放的爵士乐,享受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换言之,许多青年都会有的爱好。而在194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这种原本可能只是稍微偏离传统的爱好,转变为一种适时的生活方式,以及无可扭转的叛变。

卢西安・卡尔在那个年代,在“垮掉派”的圈子当中是一个传奇人物,他被称作“兰波”,是众多“垮掉派”作家的崇敬对象和创作上的导师。他首先更新了凯鲁亚克的观念,两人之间产生了诸多共鸣与纠葛 (详情可参见电影 《杀死汝爱》 ) ,而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等人也深受其感染。只可惜后来因涉嫌杀人而入狱,令人遗憾地远离了“垮掉派”运动。不过在之后由凯鲁亚克、金斯堡和巴勒斯结成的更密切的圈子中,“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开始成熟,凯鲁亚克既受到二人的带动,又反过来施以自己的影响,耽于同居及同性之爱、吸毒、偷窃、爵士乐,凯鲁亚克在大学时期逐渐走上了“逃离”传统的反叛之路。

在此后的十数年间,凯鲁亚克始终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世俗社会,家人的接济能够保证他在外四处游历,圈子的不断解散和重组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垮掉

派”的面目,他开始以持续的创作进行更深入的思考。于是我们看到此后一系列自传体/半自传体著作的出版,且风格越来越脱离经典作品的影响,内核越来越倾向于他所定义的“Beat”,最终,这种反叛的思想酝酿出了 《在路上》 。

但这似乎还不够。单单背离传统消极避世,无法找到出口,“垮掉的一代”所面临的精神困境致使他们一直在焦虑地找寻作为替代、作为解脱的信仰。1957年, 《在路上》 出版之后不久,凯鲁亚克开始深入研究东方佛禅。

早在凯鲁亚克之前,禅宗就已经成为一股风潮,在文学界、学术界为众多作家和学者所研究 (其传播过程的具体分析参见 《“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 (上) ) ,典型如“垮掉派” (此处指宽泛意义上讲) 作家亨利・米勒,这位美国文学“怪才”早在30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佛家经典和禅宗哲学,其作品常常蕴含佛家哲学的意味。

而同时代的加里・斯奈德在1956年至1968年见游历日本,出家为僧三年专门进行禅修学习,并且长年研究、引介中国唐代人寒山的作品,其翻译将寒山诗中的简洁白话和禅宗思想与美国现代诗歌的特点相结合,代表作 《龟岛》 曾荣获普利兹奖,备受文学界备受赞誉; 艾伦・金斯堡是有名的“狂禅”,多次到日本和印度进行禅修,后皈依密宗,喜爱穿着僧人式的长袍、佩戴佛珠,行事作风狂放无遮,俨然由内而外贯彻佛禅思想; 威廉・巴勒斯学习佛禅以期获得灵感,禅宗所讲究的“顿悟”尤其启发他了那著名的“剪切法”写作; 菲利普・惠伦皈依佛门之后,更直接在旧金山开设“禅学中心”弘扬佛法......

凯鲁亚克对待佛禅思想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实际上,上述“垮掉派”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禅宗进行了曲解,金斯堡将禅宗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又与格雷戈里・柯索等诗人将“不立文字”的思想转变为“不离文字”,将之转变为创作方法; 巴勒斯将禅宗内化成了一种益于思考和写作的智识; 斯奈德主要汲取了禅宗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进而发展出自己的“生态禅学”; 惠伦的做法则更像是将禅宗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和行为准则进行宣扬......

实际上,无论是“顿悟”思想,还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至人心,见性成佛”的要旨,都被“垮掉派”所改造、曲解,进而成为独特的“垮掉禅” (这一主题将在 《“垮掉的一代”与东方佛禅》 (下) 中详述) 。而凯鲁亚克,既将禅宗思想纳入了其“自发写作”的创作手法,也视其为摆脱压抑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但与此同时,他对待作为信仰与精神归属的禅宗,却是矛盾的。

在 《达摩流浪者》 一书中,凯鲁亚克将加里・斯奈德作为主人公贾菲,而把自己视作禅宗信仰的追寻者,在经历了数次“流浪”之旅之后,最终以成为山林�t望员作结,以山西中医治疗癫痫病偏方获得全新的领悟而“看似”解脱。 《达摩流浪者》 出版于1958年,此后十年间,凯鲁亚克又写作了近十本自传体/半自传体小说和作品集,探讨的话题依然是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困境,他们的孤独与迷茫。有趣的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凯鲁亚克其人,竟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印象: 凯鲁亚克家中卧室的墙上,悬挂的不是佛像佛经是十字架,而在去世前,凯鲁亚克曾吐露这样一句话,“我是一名天主教徒。”

所以事实上,一向厌恶被贴上“垮掉派”标签的凯鲁亚克,常常独来独往的凯鲁亚克,并不完全符合一般人的想象。他深入研究禅宗,是为了摆脱精神困境,但他摆脱了吗? 我认为没有,实际上,禅宗思想直至他死去也未能弥平他心中的沟壑。他的确将创作生涯大部分时间耗在了佛禅思想上,这从他几乎每部一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垮掉禅”即可看出,凯鲁亚克打坐冥想、四处游历、研习典籍的经历幻化成为了作品主人公的人生,佛禅指明的道路进阶成为他笔下人物的精

篇二:读美国著名小说《在路上》有感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读美国著名小说《在路上》有感

一.调研目的

1957年,美国著名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发表了他的个人第二部小说《在路上》,这部小说后来被视作所谓“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宣言书。作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言人凯鲁亚克,其代表作《在路上》一经问世即令舆论哗然,毁誉参半。不可否认的是,此书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公认为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经典。它是一部关于勇气、尝试和生命的不确定性的小说。就像这本书的至理“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满满的期待开始了我的暑期“读寓行”活动。

二.调研的主要方法

读:第一遍粗读;第二遍精读。

寓:读完后思想,让自己思想跟随作者一起遨游。

行:来到深圳这样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一个人的行走。

三.调研对象

认真品味完《在路上》后,去深圳开始一个人的行走。

四.内容及分析

《在路上》是杰克?凯鲁亚克的第二部小说,是多年前凯鲁亚克本人作品主要代表,并称为“垮掉的”那一代最清晰、最重要的表述。一群美国青年,漫无目的地漂泊在美国大地上。他们过着一种脱离了惯常轨道的生活,酗酒、吸毒、四处流浪。他们介乎流氓与圣徒、浪荡子与朝圣者之间。没有信念的信念,就是他们的宗教。在西方古典文化走向黄昏的背景下,这些文化游离分子在路上投下的长长的身影,则是对古代东方哲人和游方僧的片面模仿。主人公迪安?莫里亚蒂半夜三更喝得烂醉,在街头喊出了他们的困惑和质问:“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漂渺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主义风格的哈姆雷特式的质问。“垮掉的一代”游走在路上,只有行走,没有目标,混合着颓废与反叛的双重精神,构成了二战后一代人的精神特质。

《在路上》的出版,在当时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都是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机会了解这一事件。在这一年,中国人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况且,“在路上”

有什么值得可说的呢?《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宣言。尽管都在道路上行走,但后者是阳关道,前者是独木桥,彼此泾渭分明。

事实上,在几年之后,《在路上》就有了中文节译本,译者署为石荣,1962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过,这个译本是作为内部发行的“黄皮书”中的一种,只有极少数人能读到。这一阅读禁忌,让广大中国民众失去了一个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机会,并很可能因此而缺乏抵御西方没落的“文化病毒”之感染的免疫力。此后的情况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经过“文革”高潮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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